某媒體邀我跟記者朋友們談談「獨立記者如何做到嚴謹與中立」，其實「嚴謹」、「中立」是新聞業千古不變的守則，更是新聞價值之所在。之所以特別提到「獨立記者」，主要是好奇獨立記者少了守門人(媒體組織)的提醒跟把關，如何建構新聞證據力做到「嚴謹」、且不受個人好惡左右做到「中立」。
而我認為，「嚴謹」與「中立」是獨立記者以「個人品牌」行走「江湖」最重要的兩個態度。換個角度，這也是社會檢視獨立記者報導價值的兩個指標。
要做到這個，說難很難、說簡單也很簡單。先說簡單的。
一位在台唸傳播學院的大陸同學問我：「少了大媒體做靠山，你報導新聞會不會比較危險？」我說：「其實在大媒體裏更危險。」
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你屬於某個組織，基本上報導前需經過提案、討論、決定主題、篇幅、採訪對象，最後要設定符合這個媒體支持的觀點與立場。
也就是說，一篇掛著記者名字的報導，其實是集體智慧、專業分工的產物，記者只是這個集體智慧的執行者(而且未必全盤認同)。而一篇並非自由意思完成的報導一旦有誤、或觀點被質疑，掛名報導的記者就得概括承受幾乎所有的批評，而往往很難去追溯這個錯(或偏見)究竟是何人、那個環節所造成。
談到這點，相信很多記者都點滴在心頭。而尤其可怕的是，組織意志某種程度會形成一種氣氛，引導記者去過濾、篩選訊息，看見「想看見的」、訪問「想訪問的人」、寫出「想寫的內容」，記者當下往往很難掙脫(或某種程度同意)那個氣氛，事後發現有誤，但報導出於自己之手，錯了也是啞口無言。
順著這個邏輯往下問，獨立記者少了守門人(媒體組織)的提醒跟把關，是否就無法建構新聞證據力做到「嚴謹」、且不受個人好惡立場左右做到「中立」？
如果從減少組織干預、擁有報導主導權、獨立判斷這個角度來看，獨立記者反而更能保有報導的純粹度，也更能做到「嚴謹」與「中立」。
相對中立
相對中立
不過要特別強調，「嚴謹」指的是方法，所謂「中立」卻是一種相對概念，沒有人能做到「絕對中立」，記者或多或少都有偏見跟立場，只能追求「相對中立」。
先說我的立場(或偏見)：我認為政府施政應符合「程序正義」、「實質正義」，企業在追求個人利益時應負起「社會責任」。然而程序正義、實質正義、社會責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，因此人民有「參與及追討」的責任。
而我所謂的「相對中立」，指的是盡量開放自己的態度去聽不同聲音。但報導的呈現不只是交代各說各話而已，最終無可迴避要坦承自己的觀點。
當然是否嚴謹、是否中立(相對中立)不是自己說了算，還得受到社會公評。凡事都有一體兩面，如何做到嚴謹、中立(相對中立)，是獨立記者的挑戰，也就是我所謂難的部份。
態度決定高度
跟其他工作一樣，記者也有「基礎工程」，包括如何找訊息、解讀訊息、將訊息變成報導、處理採訪/受訪的衝突關係、平衡自己的生活以及時間管理等等。
另外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初問自己，為什麼當記者、記者存在的目的是什麼？以我個人而言是希望透過報導去舖陳社會良性對話，然後透過追討程序正義、實質正義，去落實社會公平、最終就是促進社會以及民主的進步。
然而有些媒體有意、無意選邊站，導致更不容易把事情說清楚。不過一位同業倒說的有理：「他們就是不想把話說清楚啊。」這種態度跟政黨老是故意製造二元論一樣，反核就是反用電、反國光就是反開發…，而只要不把話說清楚，就有了對戰的籌碼，至少能掌握另一半票房。既然如此幹嘛把話說清楚？
有的則認為，官方資源已經夠多，要把所有報導資源留給「弱勢」民間團體。這種打著正義之旗的態度，有時反而比黨派選邊站更可怕。於是記者到了一個現場，還沒開始工作就先把反什麼的旗子掛在身上。在室內採訪，面對官員及審查委員的電腦背板貼的是「土地正義」、「反核不再有下一個…」
一個原本應該扮演橋樑角色的記者，一開始就先給自己貼標籤、預告自己的立場，你覺得那個良性對話是否可能被順利舖陳？當然有時被要求平衡報導，他們也會訪問對立面的官員或業者，但通常也只為了達到「裝飾」效果而已。
而且很不幸，現今許多打著「弱勢」、「公益」名號的社會運動，背後可能反而是長久以來罷佔生產工具的既得利益者，因為新政策導致「私益」受到衝擊，於是就拿施政措施的不足反政策，故意不談政策的是與非，因為只要罵政府一定有票房，至於罵什麼有時也真的不重要 。
社會運動不把話說清楚還有許多未說明的理由。一個動保團體曾說過，如果他去救一隻流浪動物，媒體大幅報導，很容易觸動憐憫之心，當下捐款就很多。但如果他們去推動流浪動物收容所人道管理，媒體興趣缺缺，很難得到共鳴。
目標決定行動，於是你看到某些團體整天東測西測，這個有毒、那個不能吃，但就是不去處理法規或結構性的問題，因為這個花時間、沒掌聲，結果在享盡媒體報導的聲光效果後，一切都沒什麼改變。
相反的，有人願意花10多年時光去推動一個立法(例如濕地法)，沒有人給他獎盃、也沒多少掌聲，但卻為環境建立了可長可久的制度。
有的記者則忙於找爆點，因為(或自以為)有爆點才有讀者。例如月初日本反核學者菊地洋一，用兩個多小時從各個面向去談為什麼他要反核，但當天主持人一句話：「台電拒絕他參訪核四」卻變成幾乎所有媒體隔天的新聞主軸，至於他那兩個小時說了什麼，讀者就不知道了。
高度決定深度
而當你願意把「舖陳社會良性對話」當成努力目標，就取得了報導的高度，基於想深入了解問題關鍵、找出該為事件負責的人，通常需要多聽各種不同勢力的聲音，聽得愈多愈有能力拆解問題。
以農委會推動的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為例，事後有土雞業者上街頭抗議，媒體訪問在市場賣雞的攤販業者，大意是指他以賣雞為生，這項政策讓他無法維持生計。老實說這樣的報導充滿破綻，首先要釐清的是，他的生計無法維持，是市場禁宰活禽「政策」造成的、還是農委會「電宰場容量不足」，導致他無雞可賣生意下划？
如果是後者，記者該罵的是推動政策的官僚，為何在政策上路前不把電宰場的配套措施做好、問題在哪裏、如何改進等等，而只要這個問題被解決，這位攤販業者的問題也就跟著被解決，不會有無法維持生計的問題。而在這段改善期之前，應給予這些因政策受影響的業者應有的補償，將衝擊減到最低。
新聞是一個細緻的工程，要做到嚴謹、公正，關鍵還在細節，而追求細節沒有什麼巧門，就是要願意花時間，在有限的時間裏，盡可能看更多資料、訪問更多人，然後針對一些不同的說法來來回回反覆辯證。
例如六輕每年究竟排放多少揮發性有機物，各方說法都不同，環保團體說3739噸，台塑說2339噸，那其中差了1400噸究竟出了什麼事？如果你只是呈現各說各話的兩個數字，讀者看完這個報導還是一團霧水。
證據決定可信度
繼續追問才發現原來這1400噸是台塑漏列了其中五個製程的排放量。而台塑會跟你說，當時六輕環評結論表示只要算其中七項排放，並沒有說要算這五個製程排放，何況過去都是這樣申報的，官方也沒說什麼啊。
那官方怎麼說呢？環保署說，因為台塑過去的排放都未超過環評結論核給的4302噸，既然沒超過就不再追究申報量。但這還是沒有解答「環評結論究竟有沒有白紙黑字寫出VOCs排放只能算台塑說的那七項排放？」
最後翻出2004年1月19日的環評結論是這樣寫的：「揮發性有機汙染物VOCs排放「總量」每年不得超過4302噸」。這下真相大白，原來結論明明白白寫的是「總量」，並沒有什麼只能算其中七項排放那回事。
事實證明，有堅強的證據力才能建構嚴謹的報導，進而建立可信度。而對於獨立記者而言，要建立報導的信任度，需要長時間專業知識的累積以及對事件的觀察。而既然你要追討別人的「程序正義」、「實質正義」，就有責任去落實「報導正義」。
什麼是「報導正義」，就是你要把話說清楚，究竟誰的錯、為什麼錯、錯在哪裏、誰該為錯誤負起責任。為了把話說清楚，報導就要格外小心謹慎，基本上遵守「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」的原則，避免流於情緒性的紓發，選字用語也提醒自己盡量不夾帶私人情感。
總之，如果你認同記者的工作是「舖陳社會良性對話、促進社會進步」，就應該去揭穿社會的「理盲、心盲」。革別人的命之前，得先革自己的命，面對這些街頭天天上演的事件，你得經常反省自己的態度是什麼。
有了態度，獨立記者(應該說所有的記者)所追求的「嚴謹」、「中立」(相對中立)就有了方向，再來就是能做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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