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市警察局表示未來在陳情抗議場合將實施「媒體採訪區」，隨後有同業發起反對連署，我也連署了，本來想至少應說明我為什麼反對，傍晚就傳出台北市長柯文哲表明這不可能實施。但這並未解決當初台灣記者協會幾位朋友，一年來與台北市警察局協調，希望處理記者在陳抗場合採訪的困境，因此我想還是來說一下。
首先我要感謝台灣記協幾位同業，還有我的好朋友李志德，為了處理警察在陳抗場合任意驅離記者問題所做的協調。而即使我們再怎麼表明，公民記者、獨立記者應與機構記者享有相同的採訪權，但大家心知肚明，實務上就不是那麼回事。因此記協在與市警局討論記者的保障時特別注意到這點，讓身為獨立記者的我非常感謝。
依據參與協調的李志德在臉書上的說法，設「採訪區」是一個「警察也可以工作，記者也可以工作的安排」。他同時表明，採訪區必須是警察和記者雙方協調產生，「理論上」不會發生警察以「採訪區」為名行「圈禁記者」之實。
如果真能這樣，這當然是一件好事，但我認為這個理論上不會發生的事，實際上卻會是如此。這讓我想起2012年12月10日經濟部主辦的產業會議，當天環保團體在會中激烈抗議，在一個所有媒體都在的場合，最後只有我近距離拍到最關鍵的畫面，為什麼？只有一個原因，就是我沒有待在經濟部安排的記者採訪區內。
而2013年7月18日，苗栗縣政府拆大埔張藥房，警察的封鎖線更廣，記者必須站在高處遠望，試想在那個場合，如果有採訪區，會設在哪裏？
而事實上，記者在一個戶外採訪場合，例如移動式的遊行、或固定或分散的陳情場合，事件的場域範圍非常大，為了要做到全面式的關照，採訪幾乎都是在移動且來回的狀態下完成的。而且為了訪問到參與者的談話或意見，通常得近距離問答才辦得到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與警局協調出符合記者移動式採訪的採訪區，我認為實務上不太可能。
因此，最後最可能的採訪區就會是一個固定的區域，而那個區域會在哪個位置也想得到，一定離現場有一段距離，如果是這種位置的採訪區，一個看不清現場的記者，我想也不可能完成工作的。
回到最初記協與市警局協調想要達到的目的，就是「為了處理警察在陳抗場合任意驅離記者」，如果是這個目的，應該就直接挑明解決這個問題，那就是：警察根本不應該任意驅離記者，而這個是警察的態度，不必拐彎末角設採訪區就能辦到。
我猜想在協調過程中，警察可能以「無法識別記者」做理由，於是雙方協調的方向就順著如何識別記者而走，於是有了「媒體聯絡人」的設計，而且還有點法外開恩的味道，表示對無機構的獨立記者從寬認定。但這顯然是藉口，因為我們看到的情形是，警察其實是在無識別、甚至是刻意的情況下驅離記者，總之無非就是不讓記者干擾(應該是看到)他的工作罷了。
而一旦採訪區成為慣例，我擔心這會無限上綱被引用。其實不只是陳抗場合，我剛剛提到的一些本來無預期有抗爭的場合(例如產業會議)，都會有採訪區的設計。很多機關的採訪困難重重，我常說當記者一半時間是在吵架，而很多時候，就在那個規則模糊的狀況下，吵架可以一點一滴去讓對方把門打開，例如內政部營建署會議本來不給聽，現在可以聽一半左右，架當然還得繼續吵。
我想很多記者都有類似的經驗，我們跟官員或警察的關係，多數是存在規則之外的默契，有些事只能做、不能說，因為沒有明顯的紅線，所以有了折衝的空間，相反地，一旦劃下那條紅線，就失去了折衝跟爭取的可能。
最後，我還是要跟記協的朋友們致敬，也呼籲警察要檢討如何落實記者的「實質採訪權」，而我相信你們絕對有比設採訪區更好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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